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殖民地不仅是最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最好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加剧了侵略和分割活动,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殖民特权,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种种限制,获得投资设厂、修筑铁路、开矿等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一般的割地、赔款、开商埠外,又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通过借款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短短4年内,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划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
886个,占有土地3360965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处,有地758739亩。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发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万石至5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投资修筑并控制长达1.2
万公里的铁路,向长江上游和一些内河伸展了航线。外国商品长驱直入,在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扩大了已有的商品输出和原料的掠夺。光绪二十七年,列强在联合镇压了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之后,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了财政经济命脉,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
“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速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1376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增长了近3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发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发展趋势,如顺治十八年为5492577顷,康熙二十四年为6078429顷,雍正二年为7236429顷,乾隆三十一年为7807156顷,嘉庆十七年为7913939顷,而到咸丰元年则下降为
7716254顷,到同治十二年又下降为7703515顷。直到14年后的光绪十三年才达到
8477606顷。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1.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灾、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据有关统计,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间,我国发生较大的水灾共236次。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经常发生水患,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而且祸及城镇。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河南开封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不仅吞没了大量村庄,而且水迫开封,围困开封城达8个月之久。我国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灾亦甚频繁。王先谦在光绪十一年上奏的《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中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啼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光绪三年,中国北方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大旱灾。受灾地区波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民众抗灾御灾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败坏,各级官员并不尽心组织民众御灾,甚且吃灾卖荒,这就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摧残。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在这两方面力量夹击下大大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更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售价银87两,而洋纱只售57两,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面临着技术条件差,耕作方式落后的严重问题。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

第一,耕织结合的进一步破坏。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最为可异,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农业技术的低下决定了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在许多地区生产不足或产量递减的情况十分普遍。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等问题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户。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出现递减的情况。江苏松江府,“嘉道前,每亩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钱七八十文。……及尔年收数日薄,售日贱,以致生计渐蹙,户口萧条”。另据《各省历年夏季收成分数统计》显示,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间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丰以后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从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连续51年收成仅有五成。安徽则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连续28年只有五成的收成。中国传统的小农业本来就经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内外战乱破坏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形雪上加霜,发展艰难,出现衰落萧条自难避免。

光绪二十一年以后,国内机纱量迅速增长,农户使用机纱、掺和土纱织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机纱比重也从光绪十
九年的23.4%增到73%,长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绪二十一年以后进口纱布也急剧增加,说明更多农民放弃纺纱改为买纱,机纱进一步代替了土纱。1913年以后,机织布更深入中国腹地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机织布只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场的洋货机布代替了土布。再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895—1926年中国进口贸易总值增加
700%,农产品原料的出口价值与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则从1873年的2.6%增到1920年的38.4%,充分说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取给地。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外国资本的冲击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投资这两个方面大力倾销其工业品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比如机制棉纺织品,光绪十九年进口棉布总值4.491余万元,棉纱约140余万担,1911年棉布增加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万担;在外资棉纺织工业的纱锭从光绪二十三年的16万枚增至1913年的34万枚,从而加剧破坏了中国手工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具有摧毁性力量。修筑铁路、扩大内河航行,增设商埠、投资设厂等特权,不仅使商品输出扩大到中国内地的更广大地域,而且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其解体速度和范围比前阶段快得多、广得多。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土烟等也加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上海、宁波、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纺织之户,十停八九”,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近年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这些受外国商品侵略较早的地区,手工纺织业已基本趋于破灭。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结果就是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曾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清皇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自然经济则处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却,并且普遍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在19
世纪初期的30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间,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首先是一般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纪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和蚕桑等经济作物较前一时期有较快增长。随着棉花种植的逐年扩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的11%上升到1914—1919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年的18%,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棉花生产地。以山西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可到1919年全省棉田面积已达40余万亩,此后连年扩展。1920年达50余万亩,1926年猛增到140余万亩。棉产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量约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从1921—1925年间,棉产商品率平均达31%。再以大豆为例,大豆从光绪十六年到1920年出口总额增长187倍。中国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增长的结果。某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与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临汾设立棉业试验场,购买美国棉籽,无偿发给农民,还宣布“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0元”。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长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

永利国际官网登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0.6倍,而洋布只增长27%。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形式进行的,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一定要被机器大生产击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手工棉纺织业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开始解体的状况。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即手工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从而使手纺与手织业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

其次是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战争后,粮食商品量从光绪二十年到1918年增长率达41.7%,商品率从光绪二十年的16%增到1919年的22%左右。个别省份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总平均达38%以上,尤其一些自给性的谷物生产的商品化受经济作物扩种的排挤而有显着增长,如光绪二十六年至1924年山东、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积从4%上升到30%以上,排挤了各种谷物,进一步促进谷物生产的商品化。这一时期粮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阶段中所谈到的因素之外,还应看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肥料质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品种的改良等等,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的剩余农产品有了增加,为粮食作物商品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从而促进异地间粮食贸易的增长。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若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一般是在手工业中,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其中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成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准备了分工和市场的基础。因此,自然经济解体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会使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而且自然经济解体得充分、解体得越快,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速度也会越快、程度也会越高。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打击之下开始的,中国的手工业被破坏,大部分遭到破产或消灭,使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并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使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再次是新的农业专门化区域的形成。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经济需要,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的结果,若干新的农业化区域逐步出现,主要是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中国所产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其中60%—70%产于东北,种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统二年播种面积中大豆占20%,1927—1928年已上升到平均约29%。花生产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尤其山东花生的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4/5。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多,山东章邱花生种植面积与耕地面积百分比从光绪二十六年的0.1%上升到1920年的45%。烟草产区主要是河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1923年河南许昌7个重要烟草区的产量占全国烟草总产量的
45%,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烟草种植面积1926年为1913年的250倍。另外还出现了产棉区、产茶区、蚕桑区等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

最后是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据金陵大学对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个田场的调查,在1921—1925年间,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项调查中1922—1925年间,农户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中,从市场购买的占34.1%。说明农民的生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包括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农民的生产不取决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市场需要,这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加剧解体的反映。

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鸦片战争,尤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品,不得不在农业中经营某种商品作物以换取货币;出口的激增使农民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尤其某些手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结果,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现。

总之,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这些初步发展,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的280多万元,增加到光绪九年的2800多万元,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6%上升到15.6%。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下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为例,鸦片战争前后,国内用棉还靠印度输入补充,六十年代后,印度棉花被美国大量吸收,中国进口棉花来源减少。不久,日本兴起机器棉纺织业,到中国收购棉花,使中国棉花出口剧增,从同治七年的587821两增到光绪十七年的3841129两,光绪二十一年激增到11202661两。棉花从入超转成出超。需要的增长和棉价的提高,促使棉花种植的扩大。原来产棉较多的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像松江府,所属州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占十中之二”,原来不种棉花的华亭县也开始“改禾种花”了;以前种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积几乎年年扩大;一些向来专门从事养蚕植桑的人也都兼种棉花。种植商品化发展最快的是罂粟。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为鸦片销售提供了市场。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禁烟能力,却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因此罂粟种植日益扩大,很快普及全国各省,尤以西南为甚。咸丰六年时,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万担,烟田230万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罂粟的种植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贩毒的直接结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农田,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许多产粮区成了缺粮区。如素称沃野粮仓的陕西渭南地区,就因为“遍地罂粟”成了缺粮区,而“不得不仰给于渭北”。同时罂粟最耗地力,种了罂粟之后的良田,即令改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获也要锐减。其次是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全国种植的罂粟所制烟土,绝大部分是内销,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农民染上吸毒嗜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变得“黄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劳动人民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2.中国农村商品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1.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八九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到了光绪十三年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前,粮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粮食贸易都是在城乡、地区间较小范围内进行的交换,数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总产量的10%以下。鸦片战争后,由于扩种经济作物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这些发展经济作物地区对外地粮食需要的增加,如原来是余粮区的
浙江余姚,因为棉花、罂粟种植较多而成了缺粮区;以产棉为大宗的江苏南通“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乡输入粮食;原来就缺粮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因为棉花、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得不远从江南、东北输入粮食;广东则靠越南、缅甸每年输入百万石大米维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这些商埠经济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亦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量,这些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一些地主、商人为了购买洋货也大量出卖粮食,经营粮食投机生意,促进全国粮食更广泛规模和更大数量的贩运。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成为长江下游各省和华北一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重要城市如长沙、武汉等便成了全国有名的粮食集散中心。此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全国粮食商品率由
10%增长为16%,说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尤其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未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征。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凭借特权控制和操纵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市场的深渊。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或衰落以外国需要的增加或减少为转移,受世界
市场支配。以茶叶种植的波动为例,茶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出口贸易产品,光绪二十年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殖民地发展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光绪十九年以前中国输出的茶占世界总输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年只占了6.2%。在茶叶生产日益亏本的情况下,大量茶树被砍。这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进口洋米从光绪二十六年以来逐渐增加,光绪三十二年已达1277万担以上,1922—1927年每年平均在1500万担左右。洋麦进出口也从平均每年数十万担到1923年就猛增到300—400万担。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和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反而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依附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并且实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要低。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
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侵略和冲击,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分解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售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促使商品经济也在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组,这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内部根源。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因而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是开始,独立的封建经济刚刚遭到破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农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各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后就支配中国的农村商品生产,掠夺中国农民。比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上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夺高额利润。光绪六年至1920年间,农产品物价指数上升6.8倍左右,而同期工业品物价指数却上升12.5倍,这就是说,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操纵市场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使其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烟公司,在1914—1915年间选定河南襄城、叶县两地以较高价收买烟草,在价格刺激下,两地烟草种植迅速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烟草种植区发展到附近几十个县,每年生产的烟草价值达2400万元。再如湖北土质宜种植美国烟叶,英美烟公司就在1913年派人分给农民烟种,极力提倡种植烟草,第一年丰收后,公司将烟草分为三级全部收购,一等烟草百斤值价14两,三等为9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农民多种了烟草之后,该公司就以品质不良为借口,只以上年数量的3/4进行限额收购,价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烟草只好被迫减价贱售,最高价不过3—5两。这是对中国农民赤裸裸的掠夺。

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为了向中国农村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还勾结和支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商人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商业资本,通过抑价收购和贷款预购手段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湖南,1927
年每担稻米价格在收成前为13元,而在收成后仅值5元,农民的产品几乎绝大部分被商人以低价掠夺去了。又如在一些产烟区,农民缺乏资金,向洋商和买办商人贷款,得把烟草按半价预卖给他们。上海一带产丝区,商人以贷款方式按每担低到1—1.5元的价格预买农民的桑叶,到桑农急需桑叶时,则以5—6元高价出售,若按一担上等茧需桑叶25担,每担5元计算,需要125元,可是当时一担好茧很难卖到80元以上,那么只有让蚕饿死!这种窒息生产的剥削,比中国农村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城市买办商人勾结在一起,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编织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农民贫困破产的加速,使中国农村在半殖地深渊里愈陷愈深。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发展。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引起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出口数量为2.4443万担,光绪二十年为
11.3886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5.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的输入不仅合法并有增无减。腐败的清皇朝不仅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而且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鸦片的种植区日渐扩大。首先种植的是云南、贵州,后至四川、甘肃,以至陕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来,皆废田而种罂粟。

6.粮食。自咸丰末年以来,一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使一些地区变成仰给外地的缺粮区。如陕西渭南因“遍地罂粟”,粮食“反仰给于渭北”。江苏南通“出产棉为大宗,麦次之,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给他郡”。同时加上工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刺激农民生产和出售粮食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商品粮食的流通数量,促使粮食商品化的迅速发展,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湖南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及湖北一带,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粮食商品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些城市,如无锡、芜湖、长沙等形成了粮食的集散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的加强而发展的。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据15
省100县的调查,棉田的比重从光绪三十年至1910年的11%上升到1914至1919年的14%,同时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的棉花有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纱厂就约占300余万担。烟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东等地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的种植也得到发展,并形成一些烟产区。蚕桑的种植面积在1920年前后达于最盛。广东在1923年桑田面积达到150万亩,江苏无锡1921年桑田占全县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县从宣统元年至1919年,桑田面积从
2.5万亩扩大到5.5万亩。生丝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出口绝对量仍在增加。宣统二年为14万担,1919年为16.5万担。

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专门区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区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部分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例如棉花、蚕桑、茶叶、大豆、烟草、水稻、小麦等农业生产专门区域分布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它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再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活资料的消费中从市场上购买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产。促进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景气如何,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几种经济作物,都是国际市场上畅销一时的农产品,例如茶叶、棉花、生丝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促成的。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它始终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这种农业商品经济的性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陆地区分解的速度就慢。

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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